陈星灿:百年中国考古正年轻 进入发展黄金时代

北京12月30日电 (记者 孙自法)以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发掘和命名为发端,中国现代考古学从1921年至今已历经整整百年沧桑岁月。

  百年考古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未来有何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这一百年来,经过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接续奋斗,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实证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

  他认为,与其他学科相比,百年中国考古学其实还正年轻,广袤的神州大地之下还有很多未知等着考古工作者去探索。可以说,“经过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中国考古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百年中国考古仰韶奠基

  陈星灿介绍说,1921年10月至12月,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一起,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仰韶文化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核心文化。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他指出,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

  陈星灿表示,目前,中国已发现距今20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地点7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2000处。这些发现从人类活动、人类化石、古DNA等三方面证据,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连续、独立发展,为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和东亚人类本土演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

  同时,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世界上最早的粟;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黍;浙江浦江上山等遗址发现距今万年的水稻遗存,以及湖南、浙江、河南等地多个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表明,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已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说,距今5300年前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社会快速发展,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由此形成,并开启至今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

  距今4300年前后,长江与西辽河流域的古国逐步衰落,而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崛起,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出现超大型城址,在各地区文明的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中,中原腹地最终崛起,中华文明的发展步入新阶段。

  陈星灿指出,考古实证了中国有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众多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多样的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而且,考古不但可以证实文献的一些记载,还能重建甚至复原那些被文献忽略的过去”。

  “多元一体”发展形成中国

  陈星灿认为,在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基础上,百年考古又深刻证明中国“多元一体”发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夏商周三代创立了大一统的王朝文明,在探索夏商王朝的过程中,考古学发挥出决定性作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10万平方米的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有可能是夏王朝晚期都邑。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

  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则可能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前的另一座都城。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发现,则揭示以夏商王朝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域的政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

  陈星灿指出,历经王朝文明重要的发展阶段西周之后,秦汉开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秦汉及其后的宏大历史进程,则体现在制度建设、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等方面。自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体现在国家制度上,也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成为每个时代的潮流。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既有内在逻辑,也需要强有力的维护。丝绸之路作为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历代中原王朝都尽力维护其畅通与安全。目前考古研究已找到的汉代疏勒城、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以及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及大量文物,均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

  他强调,虽然夏商时代的晚期已经出现文字,但要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仅靠文字远远不够,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需要考古学家不断地发掘研究,才能把消失的历史拼凑出来。“可以说,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几乎全部要依赖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有了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也因有了考古的参与而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

  未来考古探索更多未知

  陈星灿认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上千项考古发现,上到百万年前的远古人类、下到有文字记载的各个历史时期;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到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从遗址、墓葬、手工业作坊到农田、道路;从平原、沙漠到高原、海洋;从洞穴到水下沉船……各种考古学家想到、想不到的遗迹,都会被发现、被研究。

  考古是一门“发现”的学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考古又是一门非常严肃的科学,主要是通过实物进行研究,也离不开多学科的合作。考古不但可以证实文献的一些记载,还可以“打捞”那些被文献忽略遮蔽的过去。

  陈星灿说,“考古的魅力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东西是什么,会让你永远处于期待之中。对于考古人来说,前面永远都有下一个新发现”。

  中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还有很多细节尚待厘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继续推进,他希望年轻一代考古工作者能把年轻的考古学研究发展传承下去,在探究中华文明源头的历程中,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陈星灿提出,置身考古黄金时代、面向下一个考古百年,中国考古工作者要加强考古学科建设,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发挥考古学研究的更大价值与作用;要加强文明互鉴交流与比较研究,有序开展赴国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促进中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进一步增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中国考古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完) 【编辑:黄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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